中医顾名思义，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近现代以来，西医崛起，中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特别是民国时期提倡的“废中医案”，严重冲击到了中医的发展，虽然在人们的呼吁下保留下了中医，但它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留过洋的民国大师们，对中医是相当排斥的，就连鲁迅也曾说过：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鲁迅年少时，父亲常年病重，周家花重金请了两位中医，未曾想父亲的病愈发严重，从此鲁迅就不再信任中医，去日本留学一开始学得也是西医，虽然有这个前提，但对中医的评价还是有失偏颇了。 众所周知，西医在治病过程当中借助了先进的设备，通过这些医疗设备，能够看到身体当中的健康细胞和病变细胞，而中医恰恰相反。

中医学对人体的剖析是基于阴阳五行，将人体看成气、形、神的统一体。 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 道家将天下万物都看成一个气，有了这个气，万物才能生生不息；自古以来“医道”互通，道家的理论也能解释中医学，中医给人看病，都是观察经络、气血的变化，人一旦生病，不是“邪气”入体，就是阳气过盛。 《黄帝内经》中讲到：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息怒。

中医当中的气血、阴阳是中医医理之本，只有阴阳相互约制、相互调和，人体才会维持健康状态，从西医学的角度来讲，气血、阴阳解释有些“荒谬”了，但存在即合理，中医学传承了五千年之久，早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若是不合理，它也无法被古代的医学家推崇。 中医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呢？东晋葛洪是医学名家，同样也是一位道士，他一直都主张医、道双修，认为：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 葛洪不仅整理了东晋以前的道教理论，在医学上面也有着著名的成就，他的研究方向是“急病”，通过诊治“急病”，葛洪写了一本《肘后备急方》，因为是治疗突发疾病，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既便宜，又容易到手的药材制成药方。 《肘后备急方》记载的疾病、药方现在看来，医学手段都非常先进，比如记载了狂犬病、天花、结核病、甚至出现了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描述。

如果被疯狗咬了，葛洪认为取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虽然没什么作用，但是比西方的早期医学原理要先进的多。 在葛洪开始研究医学的时候，西方还在实行放血疗法，西方的先进医学，也只是起源文艺复兴时代。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寄生虫有这样的描写：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钻入皮里，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过三日之后，令人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 葛洪不仅发现了寄生虫病，同时还研究了它们的潜伏期，这样的解释即便放到现在，都可以说是相当准确。 要说影响最深的，一定离不开屠呦呦的青蒿素。

屠呦呦并不是发明创造了青蒿素，她是发现了青蒿素，屠呦呦为了治疗疟疾，收集了民间药方，她收集了2000余张药方，编写了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单实验方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找到了《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张有关于青蒿文字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她从《肘后备急方》当中得到了启发，最终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凭借着这项研究发现，屠呦呦最终拿到了诺贝尔奖。

中医学虽然是以阴阳、五行、气血来解释人体，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古人并不了解人体当中的细胞，甚至不了解太阳的东升西落，只能以阴阳来解释、五行来解释这些“奇异”形象。 但在数千年的剖析下，中医学掌握的人体病状的变化，即便不借助先进的医疗设备，中医同样可以治病，作为传统医学，我们也应该更加相信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