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范维乾:大话超级科学的大国中医
大家都说用现代科学促进中医学现代化科学化。逼得“老中医”不得不走出电视剧,有请人们摘掉有色眼镜,去见识一下什么叫超级科学!谁见过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血肉之躯构建的绝无仅有、举世罕见的反反复复、子子孙孙实验不息的“天然实验室”?谁见过举国历代知识精英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所打造的大国中医?为什么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因为它具有超级科学的先天基因。比如“天人合一”生命观,认为人与大自然和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这是今日科学界所未知、有待虚心学习的前沿科学。“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必须排除惯式思维的桎梏,树立东方大国中医的自信,开拓21世纪医学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新纪元!
一、西医传入
十六世纪,邓玉函著《人身概说》,介绍西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王肯堂著《疡科准绳》,记载了来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西医骨骼形状和数目。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诊所。1835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在广州开办了博济医院。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门户大开,西医学长驱直入,到了20世纪初,西医学的医院、诊所、医学院校、医学杂志,遍及整个中国了。其后,西医学如日中天,突飞猛进,成为我国主流医学,中医学退居二线,治未病养生保健,渐趋衰弱。
二、西学中与全盘西化
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了首届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1958年11月18日,党中央就“西学中”批示卫生部党组:“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引自《中国医学史略》)。“西医学习中医已形成群众运动,离职学习中医的西医达二千三百余人,在职学习更加广泛”,“特别要加强中西医结合,加速创造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争取尽快培养出一些高明的理论家来”(引自《红旗》杂志总第44期)。“目前,西医学习中医已成为风气,全国已经举办了37个西医学习中医的离职班”(1960年4期《中医杂志》编辑部按语)。
1997年,科技部决定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有人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实施情况介绍”中说:“总结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总体来看还处在战略还原阶段,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剥去中医理论的哲学外壳,破解其科学内涵,还原其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属性”。2017年出台的《中医药法》说:“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2019年3月,印发了“第四批全国中医(西学中)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实施方案”,要“培养一批德业双修、中西医贯通的西学中优秀人才”(引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是说,迄今21世纪,中西医并没有结合或“中西医贯通”,新医药学也渺无音讯,中医学的奥秘也没有破解。这是为什么?请听“西学中”怎么说:“对中医一向认为是不科学的,以为阴阳五行怎样能够解释生理机能,五脏六腑不符合于解剖部位,与现代医学相比,落后了一大段。有时看到中医治愈了西医所不能治愈之病则以为是偶然巧遇,原来就会不治而愈的;即使承认是中医治愈的,只认为是中药的效用,是依靠经验而缺乏理论根据的”(中医杂志1960年4期)。此说客观真实地道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科技界精英们对中医学的普遍认识,他们“承认中药的实际疗效,但认为中医的理论不科学,因而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引自《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1960年2期的《中医杂志·社论》指出:“一部分人只承认中医的个别经验,以为只要简单地记一些药方和针灸穴位来治病就算掌握中医学术了,不想学习中医理论,甚至于主观粗暴地否定中医理论……科学没有止境,现代科学也并不是登峰造极了……有些人企图将现代科学所未涉及的一切客观事物加以否定,显然是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医和药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曾有人企图将中医与中药分家,荒唐地主张“废医存药”,显然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中医还怎能谈得上运用中药?所以,‘废医存药’的实质就是‘废医废药’,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西学中”是西医院校毕业的西医学的精英骨干和权威。他们思想深处的“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及“废医存药”的信念根深蒂固,不可能通过中医培训就对博大精深的与西医学有天壤之别的中医学有深刻的了解。“西学中”担负着“帮助中医科学中医”的重大历史责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中医学界,成了所谓“中西医贯通”的中医学的骨干、发言人、决策者与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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