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年前，围绕“中医好还是西医好”的争论有了初步结果：日本已取缔中医，因此中国也要取缔。推动这件事的则是汪精卫。

18世纪中期，代表西医的荷兰医书开始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人把西医称之为“兰方医”。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大政官宣布：日本国内的医学将以西洋为依据，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让西医取代中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并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全面扼制中医的传播，同时开始取缔执业的中医师。

到了1906年，日本已基本实现废止中医。

同时，日本通过全盘西化国力大增，成为东方军事强国。这种变化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启发，认为两国命运的改变，源自于在欧化问题上所持立场不同。尤其是甲午之败，中国的维新派提出要仿效日本、以挽危局。

随后，北京首次设立了“东文馆”，提倡学习日文，同时派出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据统计，自1896年至1937年，国人赴日留学总数达5万人，其中约20%的人是学习西医的。比如1902年鲁迅就在“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的思维下，东渡日本学习西医。

就是这些留日学生后来成为废止、取缔中医的主力军。

1900年起，否定中医“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一种风潮。严复、梁启超更是冲到了最前头，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立根于臆造”，全凭想象，“听中医之言，十有九错”、“阴阳五行说为2000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正是在这种思潮之下，到20世纪初，中医一度被视为亡国灭种的“怪物”，是“精神之鸦片”，而且“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 谙生理及病理”……

因此，很多人主张把河洛之书、仲景汉方等书“尽可付之一炬”。更关键的是，废除中医在政界也大有市场，其中以汪精卫、褚民谊、汪大燮、余云岫、汪企张等人为代表。

汪精卫更成为废止、取缔中医派的总后台。他“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便是废止汉医”。在他的授意下，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首次提出废止中医。

1929年2月11日，南京举行了一次全国卫生委员会议，参会人中全是西医的代表。14日，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一项名为“废止中医”案，提案人为余岩。

该案的核心内容是：

1、中医登记时限为1930年底（即时限过后中医生不准再行医）。

2、禁止开办中医学校。

3、新闻、杂志、书籍等一律不准宣传中医。

这道议案公布后，马上引发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上海市中医协会针锋相对地发起全国中医药代表大会，2000余名中医生代表参会。20日，大会通过2项决议：

1、组成5人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要求中止执行“废除中医药”案。

2、设立国医节，决定每年3月17日为“国医节”。

请愿代表团3月21日赶到南京，递交了请愿书。

几经争议，这份请愿书引起了全国性的高度关注，最终此案被撤销此案。谈及理由，于右任曾说：“中医被西医所管，如同和尚要受牧师的管理。”认为一群搞西医的肯定不会说中医的好话……

最终，在这场风波过后，全国开始大力提倡中医，险些被取缔的中医渡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