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身体在不同的医学和文化背景中，常有不同的表达和诠释。面对同样的身体不适，中西医学所归咎的因果所在也大有不同。许多人身体不适咨询中医时，常表现出对虚弱的恐惧。据笔者个人中医门诊所见，患者对虚弱的恐惧很普遍，不分性别与年龄。虚弱之中又尤以恐惧肾虚为甚。肾虚，很难对应西医学的某一具体疾病，而是与特定地域的医学和文化信仰密切相关，有人因此称之为“特定文化障碍性疾病”，体现了中西医认识身体与疾病的巨大差异。说起肾虚，很多人会想到性爱，诸多媒体消费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大加炒作。尽管现代两性健康知识普及度越来越高，但诸如纵欲伤肾等观念，不会一下子从国人的生活逻辑里消失，甚至依然是一些人避忌纵欲的道德之外的知识禁忌，这便是传统思维的延续。这些观念禁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中国古代房中和医学的一些核心问题，极有必要做一番学术的讨论和评价。

1 作为方技之学的房中与中医

房中，远非性爱本身所能囊括，也完全不是像《金瓶梅》等明清艳情小说所描绘的那般满目肉欲。性爱，是中国传统文化常用的诠释符号。男女和合孕育生命的过程，恰似宇宙形成、发展、演化的一个比拟和缩影。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的房中著作和天文历法著作都会托名“容成”一人所作。《类修要诀》中“交媾法”云：“天门细吸清风气，地户牢关莫出声。”[1]天门、地户同样也是古代天文学中的称谓。江晓原先生在其讨论古代天学历法的专著中，阐释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古代逻辑思维，“上述这类思想，当然很难找到多少科学根据，但它们表明，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历与性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联系。其原因，则仍当求之于古人所深信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在这样的宇宙观之中，人的生活很自然地被认为必须与自然界(即‘天’)之变化相配合。而性生活又尤其如此，因为阴阳交合，非独男女之间而然，天地万物也赖此才得生息衍化”[2]。基于此，笔者曾将性爱比喻为“传统文化与医学的一面镜子”，做过专题讨论[3]35-38。

房中，在汉代还曾是一门专门学问，是方技之学的一个门类。方技，《汉书·艺文志》称其为“生生之具”[4]，可谓是当时社会的生命科学，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个门类。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医，大致是医经、经方的范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方技关乎人命，数术关注天道，两者密切相关，曾是中国古代的重要专门之学。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明显的断层，方技与数术之学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往往被淘汰、替换，甚至是全盘西化，李零先生认为“惟一得以幸存的只有中医”[5]15。所以，透过中医，我们不但可以知晓医疗技术，还能了解中国古代方技数术之学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细节。

既然医经、经方与房中、神仙同属于方技，皆为“生生之具”，那么它们不但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还一定有着紧密的深层次关联。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文献也证实了《汉书》的记载，其中与方技相关的文献，正可分为上述四类。房中、神仙类文献的数量要比医经、经方多，而且内容的成熟度也相对更高一些。李建民先生由此认为，“就《汉志》方技四支的排序，医经经方在前，房中神仙在后，不过就上述技术在历史上得志先后可能正好相反。换言之，被宋以下人视为不经、误入歧途的房中神仙之学，原本是方技正宗”[6]。借由这批简帛文献，还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比如，五脏、六腑等中医的核心知识，并没有出现在医经、经方类文献中，而是出现在《十问》等房中文献中，这提示我们，曾经风行于当时社会的房中、神仙等思想，也是中医学理论构建的重要源头。这表明，我们依据今天社会对古代的想象，很可能并不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今天凭想当然称房中为糟粕，正是知之不深。

2 房中与中医历史关联的几个侧面

但如果放下先入之见，会发现房中与中医的许多关联。从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医家扁鹊说起。《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扁鹊言医，为方者宗。”[7]方，即是方技。扁鹊既然为方技之宗，那么他的知识谱系便不仅仅是今天狭义的医学知识，或者说不可能仅仅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也一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史记·扁鹊列传》所记载的长桑君传授给扁鹊的“禁方书”，其中一部分很可能便是房中、神仙类著作，与医经、经方类著作相比，它们的传授自然更为私密。另外，《太史公自序》云：“仓公可谓近之(笔者按：即扁鹊)矣。”[7]据《仓公列传》记载，公乘阳庆传授给淳于意的“禁方书”，其中有“接阴阳禁书”，这说不定就是房中之书。也许是觉得扁鹊懂房中不雅，今天称扁鹊为“医宗”，实际上“医学”无法代替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方技”。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医生形象和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解，来框定古代医者。